截至北京時間19日7時34分，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369萬，死亡病例超過13.9萬，并且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作為當前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的疫情嚴重程度長期高居榜首，讓國內外民眾大跌眼鏡。人們不禁思索，為何美國抗疫如此不力？

　　美國領導人以個人選舉為重，抗疫領導不力是直接原因。當中國全力抗擊疫情時，許多歐美國家隔岸觀火，某些政客甚至幸災樂禍地認為這是打擊中國的好時機。面對洶涌的疫情，美國領導人首先擔心的是經濟下滑會影響自己2020年大選，因而拒絕承認疫情的嚴重性，沒能有效領導全國積極防控，導致醫療儲備嚴重不足。當疫情形勢一發不可收拾后，他非但沒有號召團結抗疫，恰恰相反，還不斷推卸責任，“甩鍋”中國。然而事實證明，內部扯皮和外部“甩鍋”都不會對抗擊疫情有任何幫助。

　　另外，美國抗疫不力還有以下4個深層原因。

　　第一，分權體制遭遇否定政治。美國是聯邦國家，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間不是垂直領導的關系，而是各有權責、具有獨立性的體系。非中心化的行政模式，原本就不如中心化的行政模式高效有力，從美國應對颶風、加州大火的情況可見一斑。像中國這樣舉全國之力，一個省對口支援湖北一個市的方法，在美國各州自有盤算、各自為政的分權體系之下，是難以實現的。尤其是政黨更替，總統與國會、總統與州長分屬于不同政黨的時候，否定政治相互牽制、相互否定的破壞力更加凸顯。共和黨人特朗普上任后，解散了前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時期設立的全球健康安全和生物防御辦公室。在抗疫中，面對檢測試劑不足、財政支援不足、是否復工等問題，特朗普與多位民主黨州長經常隔空互懟，相互推諉。

　　第二，個人至上的文化思想根源。在全球抗疫過程中，受集體主義影響深遠的亞洲儒家文化圈在較短的時間內，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的傳播。反觀個人主義至上的歐美國家，隔離措施的實施困難重重。美國人常常追溯建國時的自由主義思想。與歐洲相比，歐洲重視個人自由權利，同時也重視團體，但是美國的自由主義更加張揚個人權利。維護個人權利有非常積極的一面，但是過分追求個人自由，個人主義至上也會導致社會問題，比如，美國一直無法進行槍支管控。

　　在疫情之下，許多美國民眾聚眾示威，抗議居家隔離，要求復工復產；中國的健康碼、實名跟蹤行程等疫情防控的方法在美國難以公開實行；與中國數萬醫療志愿者奔赴武漢，到最危險的地方進行支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美國的醫護人員面對疫情，因為擔心有死亡威脅斷然辭職，這正是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表現。

　　5月16日，人們在美國新澤西州貝爾馬海灘。新華社發（郭克攝）

　　第三，經濟收入和醫療資源嚴重不平衡。美國是兩極分化很嚴重的國家。在近兩次美國大選中，號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異軍突起。他在競選中指出，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已經超過地球上所有主要國家，頂層1%人群中的十分之一掌握的財富相當于底層90%人口的總財富。正是因為桑德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美國的問題并且倡導保護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他在2016年民主黨內競選中獲得了第二名的支持率，在2020年也聲望頗高。

　　不僅如此，美國醫療費用十分昂貴，醫療體系改革屢屢受挫。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提出的醫改方案、40年代杜魯門提議的義務制醫保、60年代肯尼迪呼吁的老年人醫保、90年代克林頓的全民醫保方案都未能獲得國會通過。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支持了奧巴馬醫改法案，但2017年民主黨失去國會控制權后，眾議院通過《美國醫保法》草案，在廢除并替代“奧巴馬醫改”方案主要內容的立法方面取得進展。特朗普上臺后更是迫不及待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叫停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正是由于嚴重不均的經濟收入和醫療資源分配，美國的底層民眾在疫情面前束手無策，窮人受到疫情的傷害更大。

　　第四，種族主義是美國的痼疾。當疫情在中國、韓國、日本暴發時，有的白人政客冷漠地稱這是“黃種人的病”，蘊含著一種種族歧視的情緒。面對疫情在美國愈演愈烈，一些住在郊區的白人依然不注意防護，他們覺得疫情只會影響住在城里的少數族裔，是少數族裔的病，與自己無關。今年5月，美國一名叫弗洛伊德的黑人因為疑似使用20美元假幣，被4名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窒息身亡。美國多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甚至走向暴力和縱火。連綿不斷的游行示威給疫情防控無疑增添了新的難度。

　　6月9日，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敦，人們在舉行弗洛伊德葬禮的教堂外獻花。因警察暴力執法而死亡的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的葬禮9日在其“家鄉”——休斯敦市的一座教堂舉行。葬禮結束后，弗洛伊德的遺體被運往休斯敦一處墓地安葬。新華社發（勞承躍攝）

　　總而言之，由于政治、文化、經濟、種族方面的原因，加之美國領導人個人因素，美國抗疫表現不力。無論如何“甩鍋”中國，也解決不了本國疫情的蔓延。唯有尊重科學，直面問題，積極防控，才能真正應對疫情的危機。